我是1924年秋天考入山东省立第六中学（菏泽一中前身）的。那一年8月间六中开学，梁先生还未回北京，住在校内。三间教室住他一人，中有八仙桌、太师椅、躺椅。有一天早晨，我看他悠闲自得地在东边南北甬道上散步。他相貌清瘦，脑部特别大，下巴长，背手散步，像思考问题，我从他身旁走过。有人说这是梁漱溟先生。那奔我16岁，距今66年。        梁先生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，系里有两个学生。一个叫陈登甲，字亚三，山东郓城陈坡人。一个叫王显珠，字醒吾，山东成武人，这两个学生很喜欢梁先生的学说，把他介绍给山东巨绅王鸿一先生的就是他们。
       王鸿一名叫王朝俊，字黉一，山东郓城(现划归鄄城)人；因黉字艰涩难认，遂改为鸿一。他是前清秀才，清末号召到日本留学，王鸿一应考录取，到日本速成师范学习，又入早稻田大学，后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兴中会，从事革命活动。回国后初任菏泽县小学校长，后任曹州府师范学校校长。此人有韬略，视野远大。在日本留学时，结有十大弟兄。任曹州师范校长时，提拔许多得意门生，都是一时之选。以后曹州师范迁往曲阜，与沂州府师范、兖州府师范合并为山东省第二师范。王鸿一把曹州官立中学堂、公立中学堂二校合为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，自任校长，旋改为山东省立第六中学。陈亚三、王醒吾就是王鸿一当时的学生。王鸿一被选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，以建设中国为已任，到处寻求建设中国之路。他一听陈亚三、王醒吾介绍梁先生的学说，大为赞成。由陈、王介绍王鸿一拜见梁先生于北京，相见恨晚。见梁先生时，谈到印度文化不适于中国，欧洲文化弊端百出，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，人口死2000多万，财产损失不可以亿计，人民生活水平降低，饿殍遍野，道德沦丧。发扬中国的文化，弥补西方的不足，实为当务之急。梁先生慨然有担负此任务的决心。王鸿一一聆此论，有“实获我心之感”，遂建议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王诺先生邀请梁先生在暑假期间到济演讲。由北大学生陈政记录。（编者注：任记录者为罗常培先生，陈政先生为在北大讲演时之记录。）这个记录稿加以整理，就是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先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。
       梁先生与山东省第六中学发生关系后，有一次从济宁乘小车到陈坡，又由陈坡转菏泽(那时还没有汽车和黄包车，所谓小车即人推的小土牛车)，看到沿途农民的疾苦。在六中后来所建大礼堂北面有一棵老槐树。老槐树生在一个土坛上。老槐树前边放一张教桌，树上钉一块黑板，供梁先生写字之用，学生面南排队站立听讲。我的身躯矮，排在南边第二行，靠槐坛近，所以梁先生讲话，我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楚，看得真切。恰巧黑板用的一个小草鞯没拿走放在教桌上。梁先生讲到军阀混战，人民生活痛苦，七八十岁的老头在大热天还啃黑窝窝头(高梁面做的)，他怒气冲天，手拿小草鞯拍桌子，一方面大声演讲，一方面泪水从眼镜下像雨点似地下流。这时全场寂穆，听不见一点声音。我听了心中暗想，梁先生久居北京，农民的疾苦还不知道。夏天麦收甫毕，农民在农田里捡来遗留下来的麦穗，搓成麦粒，到集上卖了买成高梁，做黑窝窝头吃。若在春天，粮食涨价，无钱购买，讨饭行乞，露宿街头，长年亏损，饿死在庙檐下，吊死在枯树上者，不知凡几。当时我认为他有大禹气象，尧舜胸怀，若他能执政，必能使天下人各得其所，长治久安。可是当时豺狼当道，军阀横行，哪一块土地是梁先生的安身之处呢？        1924年秋，梁先生应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校长丛涟珠之邀，放弃北大教职，任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。他带来六七人，有一个叫徐箴，后来参加由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，好象是东北人(编者注：广东顺县人)。还有一个姓戴的，以后不知去向。还有一个学生叫高占非，山东郯城人，跟着梁先生，风雨同舟若干年，后来参加共产党，改名高赞非，担任曲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。在1924年秋，我旧制中学二年才修完，没有资格考高中部。听曹香谷老师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梁先生因为经验不足，遭到了困难。原因是梁先生见社会上贫富不均，富者奢侈浪费，贫者无力入学。在1924年秋天高中招生简章上说，在学生吃饭时，有钱者多出钱，贫穷者少出钱，无钱者不出钱。在讨论这个简章时，有许多老师不同意。梁先生说“我辞了北大教职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，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，若这条章程通不过，我来做张什么？”众老师看见梁先生执意这个办法，遂无异议地通过。在开学第一个月没问题，到第二个月管爨者即有了困难，到第三月管爨者就办不下去了。即是有钱者不多出，够他自己的饭费为止，贫穷者少出钱，不够也差不多。无钱者不出钱，头一个月不出，第二个月还不出，第三个仍不出，还嫌只有面食，没有大米，生活不习惯。管爨者催他交钱，他拿着招生简章说，“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么，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。我们出不起钱。”催已经交费的人多出钱，他们说:“我们仅能供给身己读书，没有力量代人付钱。”已经付钱的贫穷者也变成无钱的人。管爨者无钱买面，伙食趋于瘫痪。梁先生不得已辞职走了。外地的学生也都走了。我当时不在高中部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我问过当时曾在高中部为学生的高赞非。高赞非既未否认，也未肯定，含乎其辞地把我支吾走了。        1924年冬，吴佩孚天津失败，安福系军阀纷纷独立，政客纷纷出头。王鸿一虽然不是皖系，却想在吴佩孚失败政局混乱之际，在政治上出头，会吕秀文驱逐第三混成旅旅长，并收编各县警备队，约有6000人，编组国民军第五军。张宗昌占据济南，就派汶上人褚玉璞带兵攻打国民军第五军。国民军第五军原为北洋陆军第三混成旅，驻防菏泽多年。大官换了，小官、军佐、战士都未换，多在菏泽娶妻生子，家属累累，不愿西退河南。又奉军军纪很坏，一旦发生战争，菏泽必遭涂炭。国民军第五军首领考虑，战则必败，退则不能，自动瓦解。到此想以国民军第五军为凭借者，纷纷他去。梁先生与王鸿一为密友，早知如此。在他临去以前，在礼堂上给我们讲了“立志”，劝我们要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。现在这些军阀都如过眼云烟，不久消失。只有为人民造福利，才能与世长存。事隔数十年，他的声音好像还在我耳边响应。并书“立志”两个字，装成横批，悬在大礼堂上。以后五六年没见过梁先生。
       1930年暑假，我在青岛大学补习班读书，有宋乐颜来访。宋乐颜是我六中同班同学，随梁先生从广东到北京路过青岛，故他趁机来访。问及梁先步，他说:“梁先生受清华研究院之聘，任该院导师。”以后我转学北大。梁先生去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。
       以后抗战军兴，梁先生到大后方，我们流落沦陷区。到1939年春天，梁先生从大后方回到菏泽。那时我任菏泽县政府教育视导主任兼南华中学教务主任，和时代报社社长刘镜洲同志在菏泽城内六中分院招待他，请他谈抗战形势和我们中央政府如何打算。梁先生给我们谈了重庆政府如何“纸醉金迷”、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、“嬉戏玩乐”，若不急起救国，就有灭亡之虞。
       1956年春，我在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任历史系教授，领导上找我谈话。他说:“你是山东菏泽人，菏泽又为乡建派的实验县，你又是梁漱溟的学生。现在党中央号召批判梁漱溟，你一方面自己消消毒，一方面写一篇深刻的文章。”我接到上级布置的任务，认真地思考一番。我一提起笔来，就感觉我1926年初入社会，三九严寒，窗外雪花乱飘之际，我读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及梁任公的《欧游心影录》所说的都是对的，秦校长、袁校长所处理的事都是对的，你怎么说它不对呢？我这样凑，那样凑，凑上六七千字交上去了。未被录取，也未被打棍子，总算交待过去了。1983年我自新疆回来路过北京，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打听梁先生住址。秘书处不告诉我，我发了脾气，在电话中说:“我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山东省政协委员、山东史学会常务理事，也不是社会渣子。梁先生是我的老师，为什么想见见都不行呢？”他给我道了歉，告诉我梁先生住复兴门外22号楼第五门洞9层17号，我这才得拜见梁先生。见梁先生音容笑貌，依稀当年；在惊涛骇浪之中，生活那么多年，还能保持这样的健康，非胸怀宽大的人不能。回济南后，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xx带着两个荚国来华博士研究生来访问我。他们写毕业论文，题目为“梁漱溟思想的研究”。我因而想到，梁先生的思想行为，业已驰名世界，趁中西文化交流之机何不办一个梁漱溟书院或梁漱溟学院，若梁先生认为年事己高，不耐繁剧，可令其后代(当时我不知道有两个师兄)，或其得意门生负责。后得梁先生复信，慨叹陈亚三、高赞非、宋乐颜均已死去，某某人在重庆因病不能下床，大有后继无人之感。我因一不是梁先生的私淑弟子，二因我是学历史的，梁先生是学哲学的，在业务上多少有点距离。三因我那时还未退休，不能擅离岗位。四因毛遂自荐我有忸怩之态。考虑结果遂行搁置。1985年北京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，我为五个名誉所长之一。梁先生为高级顾问，我遂谒梁先生面前说:“梁先生，山东是您第二故乡，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，有山东代表39人，都想与梁先生合影留念，梁先生意见如何？”梁先生欣然允诺。此相片现存中华孔子研究所办公室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