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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梁漱溟先生与山东省立六中
    发布时间:2021-12-03
           我是1924年秋天考入山东省立第六中学(菏泽一中前身)的。那一年8月间六中开学,梁先生还未回北京,住在校内。三间教室住他一人,中有八仙桌、太师椅、躺椅。有一天早晨,我看他悠闲自得地在东边南北甬道上散步。他相貌清瘦,脑部特别大,下巴长,背手散步,像思考问题,我从他身旁走过。有人说这是梁漱溟先生。那奔我16岁,距今66年。
    梁漱溟
           梁先生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,系里有两个学生。一个叫陈登甲,字亚三,山东郓城陈坡人。一个叫王显珠,字醒吾,山东成武人,这两个学生很喜欢梁先生的学说,把他介绍给山东巨绅王鸿一先生的就是他们。
           王鸿一名叫王朝俊,字黉一,山东郓城(现划归鄄城)人;因黉字艰涩难认,遂改为鸿一。他是前清秀才,清末号召到日本留学,王鸿一应考录取,到日本速成师范学习,又入早稻田大学,后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兴中会,从事革命活动。回国后初任菏泽县小学校长,后任曹州府师范学校校长。此人有韬略,视野远大。在日本留学时,结有十大弟兄。任曹州师范校长时,提拔许多得意门生,都是一时之选。以后曹州师范迁往曲阜,与沂州府师范、兖州府师范合并为山东省第二师范。王鸿一把曹州官立中学堂、公立中学堂二校合为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,自任校长,旋改为山东省立第六中学。陈亚三、王醒吾就是王鸿一当时的学生。王鸿一被选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,以建设中国为已任,到处寻求建设中国之路。他一听陈亚三、王醒吾介绍梁先生的学说,大为赞成。由陈、王介绍王鸿一拜见梁先生于北京,相见恨晚。见梁先生时,谈到印度文化不适于中国,欧洲文化弊端百出,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,人口死2000多万,财产损失不可以亿计,人民生活水平降低,饿殍遍野,道德沦丧。发扬中国的文化,弥补西方的不足,实为当务之急。梁先生慨然有担负此任务的决心。王鸿一一聆此论,有“实获我心之感”,遂建议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王诺先生邀请梁先生在暑假期间到济演讲。由北大学生陈政记录。(编者注:任记录者为罗常培先生,陈政先生为在北大讲演时之记录。)这个记录稿加以整理,就是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先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。
           梁先生与山东省第六中学发生关系后,有一次从济宁乘小车到陈坡,又由陈坡转菏泽(那时还没有汽车和黄包车,所谓小车即人推的小土牛车),看到沿途农民的疾苦。在六中后来所建大礼堂北面有一棵老槐树。老槐树生在一个土坛上。老槐树前边放一张教桌,树上钉一块黑板,供梁先生写字之用,学生面南排队站立听讲。我的身躯矮,排在南边第二行,靠槐坛近,所以梁先生讲话,我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楚,看得真切。恰巧黑板用的一个小草鞯没拿走放在教桌上。梁先生讲到军阀混战,人民生活痛苦,七八十岁的老头在大热天还啃黑窝窝头(高梁面做的),他怒气冲天,手拿小草鞯拍桌子,一方面大声演讲,一方面泪水从眼镜下像雨点似地下流。这时全场寂穆,听不见一点声音。我听了心中暗想,梁先生久居北京,农民的疾苦还不知道。夏天麦收甫毕,农民在农田里捡来遗留下来的麦穗,搓成麦粒,到集上卖了买成高梁,做黑窝窝头吃。若在春天,粮食涨价,无钱购买,讨饭行乞,露宿街头,长年亏损,饿死在庙檐下,吊死在枯树上者,不知凡几。当时我认为他有大禹气象,尧舜胸怀,若他能执政,必能使天下人各得其所,长治久安。可是当时豺狼当道,军阀横行,哪一块土地是梁先生的安身之处呢?
    随梁漱溟到山东办学诸人
           1924年秋,梁先生应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校长丛涟珠之邀,放弃北大教职,任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。他带来六七人,有一个叫徐箴,后来参加由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,好象是东北人(编者注:广东顺县人)。还有一个姓戴的,以后不知去向。还有一个学生叫高占非,山东郯城人,跟着梁先生,风雨同舟若干年,后来参加共产党,改名高赞非,担任曲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。在1924年秋,我旧制中学二年才修完,没有资格考高中部。听曹香谷老师说,在这个时候,梁先生因为经验不足,遭到了困难。原因是梁先生见社会上贫富不均,富者奢侈浪费,贫者无力入学。在1924年秋天高中招生简章上说,在学生吃饭时,有钱者多出钱,贫穷者少出钱,无钱者不出钱。在讨论这个简章时,有许多老师不同意。梁先生说“我辞了北大教职,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,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,若这条章程通不过,我来做张什么?”众老师看见梁先生执意这个办法,遂无异议地通过。在开学第一个月没问题,到第二个月管爨者即有了困难,到第三月管爨者就办不下去了。即是有钱者不多出,够他自己的饭费为止,贫穷者少出钱,不够也差不多。无钱者不出钱,头一个月不出,第二个月还不出,第三个仍不出,还嫌只有面食,没有大米,生活不习惯。管爨者催他交钱,他拿着招生简章说,“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么,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。我们出不起钱。”催已经交费的人多出钱,他们说:“我们仅能供给身己读书,没有力量代人付钱。”已经付钱的贫穷者也变成无钱的人。管爨者无钱买面,伙食趋于瘫痪。梁先生不得已辞职走了。外地的学生也都走了。我当时不在高中部,不知是真是假。我问过当时曾在高中部为学生的高赞非。高赞非既未否认,也未肯定,含乎其辞地把我支吾走了。
    梁漱溟在《晨报》上发表的招生启事
           1924年冬,吴佩孚天津失败,安福系军阀纷纷独立,政客纷纷出头。王鸿一虽然不是皖系,却想在吴佩孚失败政局混乱之际,在政治上出头,会吕秀文驱逐第三混成旅旅长,并收编各县警备队,约有6000人,编组国民军第五军。张宗昌占据济南,就派汶上人褚玉璞带兵攻打国民军第五军。国民军第五军原为北洋陆军第三混成旅,驻防菏泽多年。大官换了,小官、军佐、战士都未换,多在菏泽娶妻生子,家属累累,不愿西退河南。又奉军军纪很坏,一旦发生战争,菏泽必遭涂炭。国民军第五军首领考虑,战则必败,退则不能,自动瓦解。到此想以国民军第五军为凭借者,纷纷他去。梁先生与王鸿一为密友,早知如此。在他临去以前,在礼堂上给我们讲了“立志”,劝我们要做大事,不要做大官。现在这些军阀都如过眼云烟,不久消失。只有为人民造福利,才能与世长存。事隔数十年,他的声音好像还在我耳边响应。并书“立志”两个字,装成横批,悬在大礼堂上。以后五六年没见过梁先生。
           1930年暑假,我在青岛大学补习班读书,有宋乐颜来访。宋乐颜是我六中同班同学,随梁先生从广东到北京路过青岛,故他趁机来访。问及梁先步,他说:“梁先生受清华研究院之聘,任该院导师。”以后我转学北大。梁先生去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。
           以后抗战军兴,梁先生到大后方,我们流落沦陷区。到1939年春天,梁先生从大后方回到菏泽。那时我任菏泽县政府教育视导主任兼南华中学教务主任,和时代报社社长刘镜洲同志在菏泽城内六中分院招待他,请他谈抗战形势和我们中央政府如何打算。梁先生给我们谈了重庆政府如何“纸醉金迷”、“前方吃紧,后方紧吃”、“嬉戏玩乐”,若不急起救国,就有灭亡之虞。
           1956年春,我在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任历史系教授,领导上找我谈话。他说:“你是山东菏泽人,菏泽又为乡建派的实验县,你又是梁漱溟的学生。现在党中央号召批判梁漱溟,你一方面自己消消毒,一方面写一篇深刻的文章。”我接到上级布置的任务,认真地思考一番。我一提起笔来,就感觉我1926年初入社会,三九严寒,窗外雪花乱飘之际,我读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及梁任公的《欧游心影录》所说的都是对的,秦校长、袁校长所处理的事都是对的,你怎么说它不对呢?我这样凑,那样凑,凑上六七千字交上去了。未被录取,也未被打棍子,总算交待过去了。1983年我自新疆回来路过北京,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打听梁先生住址。秘书处不告诉我,我发了脾气,在电话中说:“我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山东省政协委员、山东史学会常务理事,也不是社会渣子。梁先生是我的老师,为什么想见见都不行呢?”他给我道了歉,告诉我梁先生住复兴门外22号楼第五门洞9层17号,我这才得拜见梁先生。见梁先生音容笑貌,依稀当年;在惊涛骇浪之中,生活那么多年,还能保持这样的健康,非胸怀宽大的人不能。回济南后,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xx带着两个荚国来华博士研究生来访问我。他们写毕业论文,题目为“梁漱溟思想的研究”。我因而想到,梁先生的思想行为,业已驰名世界,趁中西文化交流之机何不办一个梁漱溟书院或梁漱溟学院,若梁先生认为年事己高,不耐繁剧,可令其后代(当时我不知道有两个师兄),或其得意门生负责。后得梁先生复信,慨叹陈亚三、高赞非、宋乐颜均已死去,某某人在重庆因病不能下床,大有后继无人之感。我因一不是梁先生的私淑弟子,二因我是学历史的,梁先生是学哲学的,在业务上多少有点距离。三因我那时还未退休,不能擅离岗位。四因毛遂自荐我有忸怩之态。考虑结果遂行搁置。1985年北京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,我为五个名誉所长之一。梁先生为高级顾问,我遂谒梁先生面前说:“梁先生,山东是您第二故乡,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,有山东代表39人,都想与梁先生合影留念,梁先生意见如何?”梁先生欣然允诺。此相片现存中华孔子研究所办公室中。
    (作者系菏泽一中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时期校友、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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